【纪念欧阳山】陈思广 李雨庭 |“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论 ——欧阳山早期长篇小说创作研究

（本文作者：陈思广     李雨庭）

       谈及欧阳山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学界往往将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他1959—1985年间创作的鸿篇巨制《三家巷》上，虽偶有谈及他1942—1948年间创作的《战果》与《高干大》，却几乎不涉及1926—1930年间以“罗西”为笔名创作的《玫瑰残了》《桃君的情人》《莲蓉月》《你去吧》《爱之奔流》《密斯红》《竹尺和铁锤》等7部长篇小说，也即是对人们所说的“罗西时代”视而不见。[1]殊不知，欧阳山“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创作情态、题材选择与主题立意上不断创新深化的同时，致力于反映广泛的社会真实，形成了以“至情文学”为核心的“革命文学”的新质素，为欧阳山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及其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创作意义不应忽视。

一、“罗西时代”及其“至情文学”

      1926年4月，欧阳山在其主编的《广州文学》周刊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署名“罗西”，至1932年9月18日《广州文艺》第3期发表粤语短篇小说《懒理》使用另一个笔名“欧阳山”止，他以“罗西”为笔名先后创作并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3部诗歌散文集，一时声名鹤起。也因此，这6年被人们称之为“罗西时代”。不过，为了论题的集中，本文所谈及的“罗西时代”的创作，只涉及其1927—1929年这三年间以“罗西”为笔名，以“至情文学”观念为导引创作出版的代表“罗西时代”文学创作艺术水平的7部长篇小说。

      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是革命浪潮激荡的中心。受革命浪潮的熏陶，罗西对社会问题其是青年革命问题有着真切的感受。1925年，因“省港大罢工”已经北上报考北大的罗西重新回到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到韶关、新会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帮罢工工人组织夜校认字，参加学校的改革运动，但学校反以“操行不良，难期造就”为名将他开除。“开除以后怎么办呢？……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干革命去，一条还是要搞文学。……结果我采取了这样一种办法，希望把这两者都兼起来，这也是一种青年人的幻想吧：我一方面坚持搞文学活动，另一方面也参加一些革命工作。这个参加革命工作实际上也包括解决生活问题在内。”罗西加入国民党并与同学赵慕鸿、冯慕韩等组织“广州文学会”，自筹经费创办了《广州文学》周刊。1926年4月，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到中山大学执教，罗西把自己主办的《广州文艺》和控诉广州市立师范开除他学籍的信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很欣赏并约见了罗西。在郭沫若的帮助下，罗西进入中山大学预科班学习。也就是在中山大学期间，罗西为郭沫若的“主情主义”文学主张和郁达夫的颓废感伤风格所吸引，将其创造性地发挥化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成为“至情文学”的重要元素。

 

（欧阳山）

      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执教，旁听的罗西向鲁迅请教了很多文学上的问题。“鲁迅先生回答说，文学应成为社会活动、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通过这种反应，可以把别人不知道、不了解的社会上的黑暗隐蔽揭露出来，表现出来，引起人们的思索，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鼓励人们通过文学作品的欣赏来了解人生，改造社会，跟黑暗努力作斗争。……我当时听了非常佩服他的这个看法，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文学。”[2]在鲁迅的指导下，罗西、赵慕鸿等在“广州文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南中国文学会”，创办了《南中国文学》杂志。不久，革命形势骤变，文学会和杂志都被迫停止。这期间，国民党“革命文学社”为配合国民党推行“革命政治”的政治需要，创作了大量表现“本党主义”的文学，“将他们的政治抉择及政治立场转化为文学叙事，使‘革命文学’成为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传声筒’，并造成‘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这一现象引发了广州文坛持续三个多月的关于“革命与文学”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罗西开始认真清理和思考自己的文学观念，并先后发表了《革命与文学》《论驾乎“广州文学”之上的政治文学派》和《至情文学论》等文章。其中，发表于1927年8月6日广州《国民新闻》上的《至情文学论》，集中展示了作者对“革命文学”的新理解。在《至情文学论》中，罗西开门见山地亮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至情文学是有力的文学！

至情文学是最广义的革命文学！

至情文学是向一切丑恶进攻的文学！

至情文学是至情人生的表现！

非至情文学不是文学！

      诚然，作者的观点因情绪激动而略显凌乱，但其主情主义的思想还是一目了然。可以说，作家所倡导的“至情文学”就是一种主情文学，一种情感至上的文学。虽然在这篇短文中，年轻的罗西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但这种没有被规训的理论探索，体现出一种本真的气质个性，一种将个人的情绪与时代的忧虑融入文字，用人物的感情燃烧自我的主情主义思想，还是彰显出罗西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的真性情与真认知。

      也正是在这一明确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欧阳山“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在题材选取、主题表达、人物塑造与情绪传递等方面有了鲜明的个性：以反映社会现实和呼应文学的主潮为契机，以青年人的感情生活为主题，揭示人们在经济压迫下的艰难抉择以及青年人在污浊的社会中各种苦闷的情绪与人性的压抑和精神诉求，表现出浓郁的抒情情调和感伤的病态美，成为欧阳山“罗西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特殊印迹，为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了充分的艺术积淀。

二、“至情文学”的特质

      “至情文学”的提出直接源于罗西与“革命文学社”关于“什么是革命文学”的争论，但从创作实践上考察，“至情文学”是罗西在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文学前辈的哺育和引导下，融汇自身独特的生存体验和艺术追求以及对“革命文学”的理解而形成的理论认知。根据《至情文学论》的表述和在这一观念下的创作实践，“至情文学”的特质包含三个方面：

      1、“至情文学是有力的文学”，“是最广义的革命文学”。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广州文坛，“革命文学社”的声势很大，尤其是为配合国民党推行“革命政治”的需要创作的大量表现“本党主义”“国民党政治运动的‘传声筒’，并造成‘标语口号’式的‘革命文学’”， 占据了广州文坛的主流，以罗西为主力的“广州文学会”的作家们不满这种“革命文学”的狭隘、高蹈、空洞，以及“对于革命的实际工作，也提不出实用的效力” 的文坛现状，认为革命文学要成为社会活动和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要与时代、社会、人生相联系，揭露出社会问题以激发人们改造现实的行动（是为“有力”），“它对这冷酷的现实并没有采取置之不理，或者是自欺欺人的态度，而是把它揭露出来，和它斗争，所以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革命的文学，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基于这一认识，罗西在创作实践上，以“革命与恋爱”的时代主题为叙述主体，来铺展20年代知识青年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表达文学与革命、社会、人生等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引起青年的情感共鸣进而促进革命斗争。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与人物也围绕着这个展开。文艺青年、国民党员傲英在民主运动中和桃君相爱并发生肉体关系秘密结婚。傲英忙于革命，而桃君移情于瑞然，傲英虽很痛苦，但决然离开桃君到S县参加了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的运动。被市党部领导P安排做烟厂女工工会活动后，傲英很欣赏P对革命的忠心热情和正直理性的性格，拥护P的领导。因为B·Y派利用流氓闹事和A·Y派争夺工人党部的领导权，双方武斗，P等失败，成了危险分子被通缉准备逃亡香港，傲英对这种不顾人们死活的党派利益争斗的革命很失望，但仍坚持留下继续奋斗，要用满腔热情和血肉之躯去验证革命的意义。她说：“如果万一我竞被捕，正好！正好给个机会给我尝尝法律的味道，给我看看为工人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的国民党将这个小党员怎么处置！” 后来傲英发动女工与奸污女工的烟厂经理斗争，但经理却利用官方力量逮捕傲英，傲英在狱中病死（《桃君的情人》）。作者在这里意欲表达的是：虽然傲英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她的奋斗与执着依然有价值，依然是向旧恶势力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也将激励更多的人前仆后继。《你去吧》也是用“革命与恋爱”来探讨文学与时代、革命、爱情、及人生关系的小说。文坛健将、革命者王云光爱上了同志秀娟，而秀娟在云光和程仲文之间情感摇摆不定。程仲文是省民众会的领导，在民众会抵制日货期间，他利用职权帮亲戚私运日货，此事刚好被执行检查的王云光查到，而秀娟利用王云光对自己的感情让他姑息程仲文，云光对革命感到灰心失望。云光在S村写作，感受到卖唱女郭三娇的温暖和纯真，感情苦闷促进了他的性渴望进而和三娇发生了关系并同居。云光用自己的积蓄帮助三娇埋葬被英国兵打死的哥哥，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云光答应了三娇去城里卖唱的请求，自己也四处流浪。王云光坚守革命和感情的纯洁神圣，宁愿流浪也不愿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显然，罗西在革命文学功利主义泛滥之际借小说人物表达对情的坚守，反对政治因素空洞地介入文学，在肯定革命文学广义性的同时又否定文学对革命工作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对政治保持一种理性的认知和距离，即：“文学不是卑下的功利的论文”，“我反对拿文学做实际活动的武器！” 更是对当时功利性的革命文学的一剂降温良药。

（《玫瑰残了》1929年9月第四版封面）

      《密斯红》也是如此。革命青年洪佩英、廖周文、韩天斗、信甫等租住在贫民小屋里等待组织的命令，而周文和天斗都暗恋洪佩英，天斗向洪佩英表白后，佩英对周文保持礼貌的距离，于是周文向上级诬告天斗叛变革命，天斗无处伸冤逃亡广州。信甫让佩英和周文结婚以帮助天斗，而天斗看到佩英的结婚启事后非常愤怒，向当局告发了周文，周文等52名同志被捕。小说中，佩英面临天斗被组织处决的时候依然坚信革命的崇高——“我是绝对的爱你，不过我怎么能够让你退出革命的行伍呢？这是我们的最大的，至高无上的，比爱情还要神圣的责任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不是都已经交了给我们的信仰了么？” 然而当她知道天斗被诬陷是因为周文想得到自己时，感到失望和滑稽——“呵，信甫，我现在在无形中变了革命的障碍物了！”“你本身当然不是，爱情也许不能不负这个责任！” 爱情是革命的动力也是革命的羁绊，需要将现实幸福甚至生命让位于革命的时候，她清醒了，“最后她悟出来了，她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赌赛。非常危险的，非常靠不住的。” “信甫总是叫她忍耐，成功就在眼前，但是眼前的痛苦使她不能信任自己所做的事” 。罗西将人物对革命与爱情的信仰和选择置入两难的极致，反映青年们对革命的幼稚、理想化认识，而现实中人们往往抵挡不了人的本能和功利，崇高的革命成了爱情的调料，神圣的爱情成了革命的喙头。罗西的书写和考量不仅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写出了普遍的人性和生活的真实，也对“革命文学社”高蹈空洞的“革命文学”予以了有力的回击，是广义“革命文学”的一种有力补充。

      2、“至情文学是向一切丑恶进攻的文学”。在鲁迅的影响和直接教导下，罗西用文学揭示社会的一切丑恶以引起人们的醒悟和警觉。“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大量表现广东商业环境中小知识分子、城市下等人在经济压迫面前的人性丑恶与麻木懒惰，烛照出社会的黑暗、现实的复杂和“立人”的艰难。如，兄妹因为给别人吃了雪梨膏而争吵，码头苦力被日本兵殴打，船客热烈围观兴奋喝彩。大学生V在穷困中自卑颓丧用自戕的方式反抗社会的污浊命赴黄泉等等（《玫瑰残了》）。作者展示社会沉闷黑暗的同时也批判组成这黑暗的是众多愚昧麻木的国民，他们自身是助纣为虐的一份子。在这样“一沟绝望的死水”里，罗西字里行间表达出“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无奈、愤懑和望其新生的强烈感情。省民众会领导程仲文，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帮亲戚私运日货，女友秀娟利用王云光对她的感情让其包庇姑息了程仲文；英国水兵打死人力车夫，中国警察却认为车夫该打，毫不阻拦；福根拉黄包车为生，常常赌博喝酒夜不归宿，回家就找老母亲要钱，在肮脏浑噩的环境中沉沦不知还自得其乐；三娇被迫卖唱，最后沦为暗娼，作为革命者的程仲文和启明不仅不同情和施以援手，反而充当嫖客并作为污辱中伤云光的背后谈资。卑污的行径让人发指（《你去吧》）。老奸巨猾何父利用受过学校教育的玉琼的单纯幼稚的自尊心，背着何漫之让玉琼签下分手协议，造成了有情人极深的误会，而漫之在新欢的温柔乡里也逐渐忘却曾经的誓约，终于酿成两死一伤的结局，让人感慨叹息（《爱之奔流》）。同样，善良多情又懦弱无能的桃君向傲英借钱用于纵情声色，当得知傲英是用身体换来的钱时自责愧疚不已却依然是一有困难就找傲英解决，自己撒手不管，坦然享受；傲英才华横溢关心女性权益却被关进监狱，拒绝父亲安排的婚姻和人生而被赶出家门；她多才的文笔用来写工厂女工的调查报告，这种没有明确的罪人和革命对象的社会之黑暗最难打破。还有为得到佩英而阴险狠毒陷害同志的周文（《密斯红》）……罗西粗线条地勾勒出这些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险恶，意在揭露与鞭挞他们卑劣怯懦的思想行为。

      他将时代的风貌投射到小说的人物身上，用冷静的笔调书写黑暗社会中人们为生存的挣扎与浑噩的扭曲状态，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烛照中，反衬出在几千年封建文化濡染和培养下的国民性的懦弱、荒谬，体现了作者“深入的观察”，用“至情的作品以其反抗的精神，深入的观察，向一切丑恶进攻” 的革命性——用文学反映社会人心更为隐蔽的存在，把人们不了解、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揭露出来，表现出来，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和思索，进而改变现实和人生。可以说，这是对鲁迅等文学前辈的精神的呼应和传递，有着时代的现实性、深刻性和进步意义。

      3、“至情文学是至情人生的表现”，是“充满感情的”文学。罗西认为，“充满感情的便是文学，否则非是”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感情丰沛”“以情动人”，小说里常常使用大量的文字来抒发人物感情、塑造人物形象。这“情”不仅是人物的感情，更承载了作者的感情。罗西将自己对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都渗透到人物及其感情的描写中，字里行间有着生命的脉动和感情的温度。王云光是一个热心于革命的文坛健将，他出身贫民，正直善良，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他敏感多疑，喜欢秀娟又不敢明说，整天在猜疑中伤怀叹息。虽然厌恶借革命谋私利的启明和仲文，当秀娟让他沉默姑息仲文时，他牢骚满腹生气不已却不拒绝秀娟的请求，内心在抗争与失望中煎熬，在煎熬中消极、颓废、厌世，也厌恶自己。远离浮躁争斗的城市到S村创作又不能真正静心，在青春骚动的相思中空耗光阴。村姑三娇到他家门口卖唱，虽然十分难听，他也不忍心拒绝，借机给钱帮助她，将自己的稿费贴补了三娇哥哥的丧葬事宜，落得衣食无着四处流浪。王云光的善良敏感多思徒增其精神负担，他的多情细腻反而精力内耗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悲剧的深渊（《你去吧》）；杜玉琼出生寒门，接受过现代教育，受到女性独立和恋爱自由的思想熏染，性别意识、独立意识都非常强烈。自尊、自信、独立、矜持，与富家公子何漫之两情相悦后秘密结婚。何父利用玉琼对儿子的情感和过度的自信心理，指派儿子去武汉而让玉琼签了分手条约。玉琼坚信漫之对自己的迷恋和两人已经同居的事实保障，即使被同学诽谤中伤造成坏的名声而丢失教员职位、妊娠反应加重身体疾病、对何漫之的需求和思念有如烈火，但在给何漫之的书信中却不吐露任何感情和信息，风平浪静。何漫之回来后对她的冷淡心灰意冷便与父母安排的门当户对的胡娜成了亲。怀孕、生病、失业让玉琼形容枯槁，何漫之去看玉琼“她的心真是很着急的，爱情之煤在胸中燃烧正炽，然而有一种无形的威力高高地临在她的头上，使她一点也不敢向冷冰冰的脸上发泄。同时她还有一种特异的自尊心理，她瞧见漫之和她中间已经显然有了一种隔膜，为保持她那始终如一的尊严，她固然不想叫他瞧出她仍痴迷着他，而且也不想自己去哀求他重复爱自己。她想，有一天他总会在她脚下跪着来哀求自己的！” 这时候，她还相信自己的魅力会让漫之回心转意。但何漫之看到玉琼干瘦蜡黄寒酸的形容而对其彻底失望，便完全投入到对胡娜的爱恋中。当玉琼明白自己魅力不在、秘密的婚姻是不被承认的游戏后，曾经的自信瞬间坍塌，经济的赤贫、凋谢的容颜瞬间放大，人物被强烈的感情催逼，惊心动魄的同归于尽成为必然。罗西成功地描写了杜玉琼对何漫之的外冷内热的感情心理，极度的自尊掩盖着自卑与敏感，独立自信掩盖着对社会人心认识的单纯幼稚。

      作者将人物感情与情节发展融为一体，相辅相成，读者被玉琼极度压抑的感情所吸引，在紧张中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人物结局，形成一种强烈的阅读快感和张力。作者给这位美丽的知识女性安排如此惊心动魄的悲剧，也意在警醒青年：脱离现实地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模仿跟从并不会带来命运的改变和理想的实现，反而让他们为生存挣扎中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作者对玉琼有思想的个性给予赞赏的同时还有善意的嘲讽——这个看似独立自主的知识女性，其实是幼稚愚蠢，对“自由恋爱”的盲目跟从，脱离了家庭和社会实际，必将导致众多的人生悲剧和社会问题（《爱之奔流》）。革命青年洪佩英也是感情丰富，在无尽地等待组织安排的日子里完全靠心理活动和脑补来打发时间，反复比较爱慕者周文和韩天斗间的优劣，接受了天斗的表白后周文的满腔热情和欲望就无处安放，于是周文一边继续追求佩英一边不动声色地诬告天斗叛变革命。天斗在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佩英的思念中煎熬逃亡，而佩英一边挂念担忧着逃亡的天斗一边要对付周文的追求骚扰，还看着房东丑陋强健的儿子阿秋被生理本能折磨而浑然不知、不会表达，在各种情感纠结困囿中把处女之身给了阿秋。为让周文帮天斗昭雪澄清，佩英答应和周文结婚，天斗看到她与周文的结婚启事后，仇恨的怒火立即燃烧，向当局告发周文，52名革命者被捕——共同毁灭，饱满的感情才能火山般喷薄而出。小说中每个人物都被难以抑制的欲望炙烤，罗西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描写，多维度地表现了佩英、天斗、周文等人物饱满的感情，在切实的爱情与空洞的信仰冲突的时候，感情的压抑必将导致激情与疯狂，而这种疯狂摧毁了一切，包括革命、信仰（《密斯红》）。

 

      罗西揭示了从传统文化中走出的女性进入现代社会所必然遭受的肉体与心灵的伤害，以此唤起青年一代对社会风尚和自身处境的理性关照和严肃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比同时代的革命爱情小说更为深刻，对启蒙思想做出了更为理性的回应，也更广泛地揭示出青年知识分子的感情和人性在爱情与革命、信仰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至情”书写是一种对生活和艺术的真诚，贯穿于欧阳山一生的文学创作中。

      由上观之，秉持“至情文学”创作观念的“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是以对革命、恋爱、人生、人性等复杂问题的深刻反映为中心，希望能以之引起人们的精神情感的共振以促使其改造人生和社会现状。这是对新文学革命文学观念和斗争精神的继承与深化。1930年，罗西发表的《竹尺和铁锤》，写振华纱厂女工阿菊从麻木到觉醒参加工人斗争的过程，表现出“新视野、新思想和新作风。” 表明欧阳山从个人性的“至情文学”转向大众化的“普罗文学”，也在客观上宣告了“罗西时代”的结束。

三、 意义

        “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在“至情文学”观念的引导下将个人化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主观情绪、思考认识等融入小说，用以回答对文学创作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是作者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等关系的新的理解。“至情文学”作为新文学革命文艺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青年对文坛和时事的一种回应。这些充满激情和理性的至情小说既为人生又为艺术，虽然带有明显的探索性，却为作者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了技术和思想的准备，是作者一生文学创作的艺术渊源和精神根基，作者此后的小说也因之打上了“罗西时代”的艺术烙印。如《战果》（1942）中的丁泰的人物塑造，既有“罗西时代”中对社会黑暗和丑恶的揭示的影子，又有新时代的新元素——刻画出一个懒惰泼皮有偷窃行为的问题孩子最终走向爱国奉献的转变过程，呼应亦拓展了作者所倡导的揭示黑暗，“向丑恶”进攻的“至情文学”的创作观念。

       《高干大》（1947）看似是写的是农村合作社的题材，但依然是“罗西时代”广义的革命文学理念的延续，只是这里多了理念的因素，少了“情”的泛滥，多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刻画高干大与封建愚昧思想做艰难斗争的过程，以及用丰富的细节来展现农村环境以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和转变的合理性。而高干大与郝四儿的斗争则是“至情文学是向一切丑恶进攻的文学”的延伸，只不过这时的“丑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诉求。而其五卷本巨著《三家巷》中，稍加究察，就可发现，作者对时代变化和社会全貌的描绘仍不失为一种“有力”的“革命文学”，体现了作者用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怀精神，其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是时代青年周炳、区桃、胡杏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欧阳山“充满感情”的心血浇灌，他们的独特而别致的成长历程和个性特征，正是作家历经了“罗西时代”之后才有的新开拓。也由之我们说，没有“罗西时代”“至情文学”的探索与实践，也就不可能有后来欧阳山长篇小说的稳健与成熟。

        “罗西时代”的长篇小说的经验，为欧阳山后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承继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其意义不应忽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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